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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香
——民国老课本品读

【浏览字体: 】      发布时间:2013-02-26      来源:北仑实践基地

题记:

  时间永是流逝,风景变换无穷。民国这艘老船,在历史长河的急流或缓流中,离我们渐行渐远。后人不是舟中的乘客,站在岸上,目送远行的帆影,品读当年发生在船上的故事和那一群讲故事的人。为了方便,为了直观,为了一下就能触摸到故事的本质,不妨从民国老课本入手。那一页一页纸张泛黄,仍散发淡淡墨香的小学国文课本,完全有能力引领我们去重温并检索那一段余味无穷的岁月。

  (一)新学堂春笋破土

  新旧是相对的,所谓新式学堂和新式教材是相对前清而言。它们的历史其实早于民国。1904年,清政府为适应变局,颁布新的《学堂章程》,教学规程,课程设置,师资来源,教学方法较之以前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面对当时情况,老派学究捶胸顿足,新式学堂春笋破土。新式学堂的出现必须配置新式教材。当时的教科书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教会所编,虽吸收了新知识,新观点,毕竟西风味浓,不合国情;另一类是读古书的老夫子所编,经史子集,改头换面,之乎者也,充斥其间。大多为书院私塾那一套陈货,不合教育规律。

  于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的同一年,即1904年,商务印书馆捷足先登,雄鸡唱晓,率先刊印了《最新国文教科书》。当时所谓“最新教科书”即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老课本”。这一套课本的主要特点是:取材居家处事,崇尚公理自然,推崇忠爱诚信。家国之源,江山之远,多在平白明净的故事情节和写人状物的细节中蕴含。浅显而不浅薄,简约又不简单。

  (二)“老课本” 雏凤清音

  “来来来,来上学”。短短一句话,就是一课的内容。一个刚启蒙的孩童,当他第一次打开书本,第一次用认字的方式认识这个世界,他听到了来自先生深情的召唤:“来来来,来上学”。据说,教材编写者在斟酌到底是用“去上学”还是“来上学”的时候,颇费周折,学富五车的先生们,在“来”“去”两字上争执不休,最后定下用“来”。由此可见,决定文字质量的不仅是学识更是情感,一“来”一“去”,尽显弯腰呼唤和扬手打发。有情感的文字饱含生命的气韵,不论逾时多久,生机盎然。

  “天初晚,月光明,窗前远望,月在东方”。一双天真的眼睛,穿过泥屋的窗口,更穿过心灵的窗口,凝望东天的明月,更是找寻心里的另一轮明月。

  “三头牛吃草,一只羊吃草,一只羊不吃草,它在看花”。这一课的内容,成年人读了也许会哑然失笑,不仅浅白,稍显啰嗦。在一个孩童眼里别有一番意境。生命与生命的互动,生命与自然的和谐,美不胜收,浑然一体。编书的先生们是蹲下来的,他们的心和孩童的心顿时有了相同的高度,他们在和孩子儿语,不是说教。

  “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穿针引线,为我缝衣”。这是小学版的“游子吟”,母爱随着浅白的文字如春雨润入孩子的心田。

  “猫捕鼠,犬守门,各司其职,人无职业,不如猫犬。”短短一十八字,道出生命的庄重。

  “王华行池畔,见地有遗金,华置金于水边,守其旁,待遗金者至,指还之”。在川流不息的路上,站立着人的荣耀,不以黄金为最贵的年代,就是黄金年代。

  “老课本”始终流溢着人性的光彩和自然的芬芳。它的内容和插图拙朴亲和,这正是民国童年的气韵。历时百年,这些发黄的课本似乎仍能够感受它温暖的体温。徜徉字里行间。仿佛铃声刚刚响罢那堂国文才下课。把书捧在眼前,墨香字香,犹如早上起来猛然闻到的青草味儿。

  陈丹青先生对“老课本”有一句恰如其分的评价:民国课本好善良。它的营养是天然的,如何爱护自然,如何尊重别人,如点滴清泉注入孩子的心中。

  (三)催生者赤子情怀

  谈民国老课本,不能不谈商务印书馆,谈商务印书馆不能不谈创办它的先生们。正是这些先生们用学识、品格、风骨和一腔赤子情怀打造了这一串青史流芳的珍品。商务印书馆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系前清翰林,因参与康梁变法差点丢了性命。戊戌变法后,张先生用捡来到的一条命,积极投身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他和同仁高梦旦、蒋维乔诸先生,既是民国老课本的催生者,又是它的推行者和保护人。

  商务印书馆从晚清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历时三十余年,出版发行了大量的民国教材,虽然兵荒马乱,战火频繁,这些先生们依然秉持信念,坚守着民族珍贵的文化血脉。

  1932129,即上海“一·二八”事变的次日,日本人有意摧毁了商务印书馆。轰炸过后,上海上空纸灰蔽日,三天不散,印书馆三十年积存瞬间化为乌有。当时指挥进攻上海的日军司令官叫嚣:炸毁几条街不算什么,中国人一年半年就能修好,炸毁印书馆才是我们最大的胜利。大火过后六天,胡适去信安慰张元济先生,张回函道:“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尤不至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对同胞的赤子情怀瞬间化作对仇寇的铮铮烈骨。半年后,张元济竭尽全力重建复馆,开馆当日的横幅上书十二个大字:“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气壮山河,声震环宇。次日《纽约时报》评论商务印书馆:“为苦难中国提供的是书本,而非子弹。”

  张元济等诸位前辈以商务印书馆为阵地打响了民国新式教育的第一枪。枪声之后,从此如冰河解冻,应者云集,跟进的阵营盔明亮甲,马壮兵强。

  1920年,在蔡元培、胡适、钱玄同的推助下,北洋政府教育部采纳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十二种新式标点符号在文本中正式使用,几千年密不遗风的饼式文本在形式上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尤其规定文章段落开头必须低两格,阅读者不需再为断句劳心费神,在今天看来的习以为常,当时无异于一场革命。

  随后,各学段课本编写的阵地上又有了一批枪手,叶圣陶、陶行知、周作人、丰子恺等赫然其列。

  一个独立强盛的民族必须拥有独立强盛的民众;独立强盛的民众必须秉持独立强盛的文化。文化来自哪里?悠久的历史,健全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强大的实力,正确的价值观,固然是构成文化主体的重要因素。还有一点不可或缺,这个民族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鲜活的教育才能培养鲜活的心灵,鲜活的心灵才是一个民族真正强盛的不竭源泉。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钱老不愿说出来,目的是要引发当政者和全体国人的思考。西南联大在那样简陋艰难的环境里培养了灿若群星的杰出人才,从某种意义上说,联大是收获者,战前的播种和耕耘早已开始。难怪“一·二八”事变的日本强盗丝毫不看重被炸毁的上海街市,把摧毁商务印书馆当做他们值得炫耀的战果。难怪普法战争中,德国打败了法国后,最先占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不是大炮军队而是德语和来自柏林的命令、课程表、小学教师。都德在最后一课中的追悔和感慨是最强的爱国心声。

  “一个民族只要不甩掉自己的语言,手中永远拿着解放自己的钥匙”。教育和小学课本就是这种语言的最好发生器。

  墨写的历史可以翻过,心灵刻录的历史永驻心灵,民国老船已经远行,我们不能只追望帆影。老船昨天曾泊靠我们驻足的码头,水手给我们留下过东西,有火,有血,有故事,还有一段色泽深红的沉香。火光灭了,血色散了,这一段沉香,这一段打上民族烙印的沉香,始终弥散醉人的芬芳,我们必须永世珍惜。

  作者:北仑区江南中学 张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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